程氏易传二程遗书(4)-以天理转换易理的解释路径

发布时间:2024-10-09 浏览数:82

程颐易学是继承王弼之后,将义理学派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,他以理或天理为易学的最高范畴[],通过释易,对易的范畴进行创造性转换而实现的,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:

 

第一,天理是形而上。程颐认为,“系辞曰:‘形而上者谓之道,形而下者谓之器。’又曰:‘立天之道曰阴与阳,立地之道曰柔与刚,立人之道曰仁与义。’又曰:‘一阴一阳之谓道。’阴阳亦形而下者也,而曰道者,惟此语截得上下最分明,元来只此是道,要在人默而识之也。”(卷第十一,第165页。)阴阳是形而下,“所以阴阳”才是形而上,在道与器之间是上下分明的,不能将“器”误作“道”,这是解易者应该注意的。

 

道是无形的,有形和无形的区别,也正在于一个是遍在的,一个是有限的存在。“有形总是气,无形只是道。”(卷第六,第133页。)天道或天理,总不是具体的,是抽象思维的反映,如果以具体的阴阳、器物等来阐释天理,那是与天理背道而驰的。程颐认为,“‘形而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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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谓之道,形而下者谓之器。’若如或者以清虚一大为天道,则一作此。乃以器言而非道也。”(卷第十一,第165页。)张载他们“以清虚一大为天道”,实际上与天道的抽象性质是相背离的[]。所以,易之理也好,天理也好,总是无形的形而上。这种形而上与形而下的两分,为天理在万物中找到了地位,也找到了理论资源。

 

第二,道无无对。从道的展开过程看,“道无无对”,道的形态是有对立面,没有对立面,道就不成其为道。程子认为:“‘道二,仁与不仁而已’,自然理如此。道无无对,有阴则有阳,有善则有恶,有是则有非,无一亦无三。故易曰:‘三人行则损一人,一人行则得其友,只是二也。’”(卷第十五,第199页。)道以二为特征,以阴阳相感为存在的基础,三人行则损一人,一人行则得其友,正是阴阳运行中结盟与排斥的具体体现。从阴阳交互作用看,“易中只是言反复往来上下。”(卷第十四,第188页。)易之理,就是讲“对子”的理,万物有两,阴阳是两,“所以阴阳”与“气”是两,反复往来上下还是两,承认事物矛盾的两在,而不是一,看到易的主体是“两”而不是“一”,这是程颐进一步概括易之理的内容,虽然以往有人将损益之道,归结为易道,也是两分矛盾,但程颐则从世界的本原构成要素、事物运动形态、“所以阴阳”的规律等方面揭示了“易道”两在的普遍性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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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,天理只有一个。天理所在,无人无事无处可违,因为理只有一个。程颐认为,“易言天亦不同。如‘天道亏盈而益谦’,此通上下理亦如此,天道之运亦如此。如言‘天且弗违,况于人乎?况于鬼神乎?’此直谓形而上者言,以鬼神为天地矣。”(卷第三,第116页。)可见,天理涵盖天地人、鬼神之中。对于为什么道不是二,而是一,程颐指出:“‘一阴一阳之谓道’,此理固深,说则无可说。所以阴阳者道,既曰气,则便有二。言开阖,便是感,既二则便有感。所以开阖者道,开阖便是阴阳。老氏言虚而生气,非也。阴阳开阖,本无先后,不可道今日有阴,明日有阳。如人有形影,盖形影一时,不可言今日有形,明日有影,有便齐有。”(卷第十五,第206页。)开阖不是道,所以开阖是道,但道并不是老氏所言的“虚”,而是阴阳二气的运动规律,阴阳两者无先后,有便同时有,只有阴阳共在,才有开阖、才有相感,这就承认和强调了阴阳的对立统一。这也是与老氏虚而生有的观念相对立的,程颐认为,只有“有”才能“生生”,而所谓的“有”,就是阴阳“絪縕”、开阖。

 

道固然没有天地人三道的分别,但道在人分上的作用形式与在自然界作用的形式是不一样的。“‘寂然不动,感而遂通’,此已言人分上事,若论道,则万理皆具,更不说感与未感。”(卷第十五,第207页。)人分上人与人之间“有感”和“未感”的差异,人与道之间有感和未感的分辨,人的行为与道相合是感,感的主体是人,而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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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物和道。从道来说,对人与对物则无所谓“有感”与“未感”,所以,讲“感而遂通”的主体是人,而不是物。

 

第四,“密”是天理。道不能没有承载它存在的物质,那就是阴阳,但阴阳本身并不是道。在《系辞》里,“有一阴一阳之谓道”的说法,但程颐认为:“离了阴阳更无道,所以阴阳者是道也。阴阳,气也。气是形而下者,道是形而上者。形而上者则是密也。”(卷第十五,第208页。)“所以阴阳者”就是使阴阳如此运动、变化的原因,只有这个理才是道,这就提升了理论思维的层次,让人们从阴阳的实体性思维中摆脱出来,上升为抽象思维的层次,从而考察阴阳运动的规律,阴阳何以如此运动的原因,这种原因也正是易理世界的秘密。

 

“生生之谓易,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。乾坤毁则无以见易,易不可见,乾坤或几乎息矣。”易毕竟是甚?又指而言曰:“‘圣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’,圣人示人之意至此深且明矣,终无人理会。易也,此也,密也,是甚物?人能至此深思,当自得之。”(卷第十二,第182页。)密是什么?其实,“密”就是天理而已。懂得易,就一定会使自己与天理相合,如果不退藏于密,与天理相违,很难说是懂得易之理的。“安有识得易后,不知退藏于密?密是甚?”(卷第十五,第189页。)易之理是给人生提供行动法则的,而且是与天理相一致的法则的,这也是儒者学易与术数家对待易的不同之处。体悟天理,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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退藏于密,与天理相合。从现实政治看,“‘退藏于密’,密是用之源,圣人之妙处。”(卷第十五,第203页。)这里的“密”,不是圣人将自己与万民隔离开来,相反,是根植于百姓愿望之中,精微深邃的“易之理”,需在万物中去寻找,只有做到“吉凶与民同患”,才能真正成为“用之源”,成为圣人立于不败之地的法宝,“密”是“体用一源,显微无间”的密。

 

第五,天理即“生生”。如何察易之道?从自然嬗变里,可以看到生命的本质,人与自然界的万象兴衰是一样的,都逃不脱察始知终,由终返始的一般规律。“原始则足以知其终,反终则足以知其始,死生之说,如是而已矣。故以春为始而原之,其必有冬;以冬为终而反之,其必有春。死生者,其与是类也。”(卷第二十五,第381页。)生死兴衰是自然现象,是自然过程。从自然嬗变中,可以把握“生生“的涌动。“‘生生之谓易’,生生之用则神也。”(卷第十一,第174页。)生生之用则神是指生生带来的结果,繁杂多样,神妙莫测,有“生生”才有世界。所以,程颐也大讲易变易的性质,但与一般地讲升降进退往来又有不同,他的变易是以“生生”为特征,即是把世界看作是一个活脱脱的充满生机的世界,而不仅仅是以成毁为其变易的死寂的世界。

 

世界既由作为生成万物的质料阴阳所构成,更由阴阳的运动交汇所构成。在易中,描述阴阳参差交织的一个恰当的词就是絪縕,“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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縕,阴阳之感。”(卷第十五,第208页。)没有阴阳之感,就没有万物的生成,也没有易和变化。所以,程子认为,从运动过程看,易就是阴阳开阖。“开阖便是易,‘一阖一辟谓之变’”。(卷第十五,第210页。)世界万事万物的运动,可以归结为两类,开与阖,“开”昭示、描述的是事物的生机,是发展,是“生生”的状态,而“阖”则是事物的终结,是复归,是收缩,从终始的环节看,万事万物不外乎此。

 

第六,天理是遍在的。如何体道?道是充塞宇宙之间的,显微无间,日常生活中“闲邪存其诚。”所以,道不远人。“能尽饮食言语之道,则可以尽去就之道;能尽去就之道,则可以尽死生之道。饮食言语,去就死生,小大之势一也。故君子之学,自微而显,自小而章。易曰:‘闲邪存其诚。’闲邪则诚自存,而闲其邪者,乃在于言语饮食进退与人交接之际而已矣。”(卷第二十五,第375页。)“道”充塞宇宙,但“道”并不玄妙,“道”总要出场,总要显现出来,而且就存在于日常的细微之处,存在于言语饮食进退与人交接之际。

 

在程颐看来,作为天理的“易”,是遍在的,是我与世界关系的最佳表述。天地因为有行乎其中的“易”的存在,所以,天地也并不是与我们了不相关的外在世界,万物也是以天理相统领的万物,世界就在天理之中。“‘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’者,模范出一天地尔,非在外也。如此曲成万物,岂有遗哉?‘天地设位而易行其中’,何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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言人行其中?盖人亦物也。若言神行乎其中,则人只于鬼神上求矣。若言理言诚亦可也,而特言易者,欲使人默识而自得之也。”(卷第十一,第165页。)这里,程颐迳直将“易”与“理”与“诚”等形而上范畴等同起来,所谓“天地设位而易行其中”,不过是理行乎其中的另一种说法,他通过对《系辞》的解释,达到“以理释易”的转换。所以,在程颐《易传》里,虽没有单独对《系辞》加以解释,是因为他的解易主旨已经在《二程遗书》与学生的日常对话中得到了完整的体现。

 

理是遍在万物的,人身之中,百理具备,原不少欠,但天理的表现形态是不同的,天有五行,人有五藏。程颐认为,“近取诸身,一身之上,百理具备,甚物是没底?背在上故为阳,胸在下故为阴,至如男女之生,已有此象。天有五行,人有五藏。心,火也,着些天地间风气乘之,便须发燥。肝,木也着些天地间风气乘之,便须发怒。推之五藏皆然。”(卷第二下,第105页。)人的喜怒哀乐天地风气与人五藏交互作用所致。

 

天理是不增不减、“元无欠少”的,二程从“寂然不动”中,看到了常理不变的特性,指出:“‘寂然不动,感而遂通’者,天理具备,元无欠少,不为尧存,不为桀亡。父子君臣,常理不易,何曾动来?因不动,故言‘寂然’;虽不动,感便通,感非自外也。”(卷第二上,第94页。)天理不仅充塞宇宙间,天理也是内在于我们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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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之中的,人们能够对天理感而遂通,说明天理不是外在的,感是发自人性本身的,关于人伦的父子君臣之理,既外在于宇宙也内在于人性。“天地只是设位,易行乎其中者神也。”(卷第十一,第168页。)“易之理”是天地间所固有,易行乎其中无处不在,或以生生,或以成毁、或以损益、或以进退往来屈伸,无论何种形态,总不外乎一个“易”。

 

第七,天理是客观的。天理自在,不与圣人同忧患,但圣人的忧患在于万物能否与天理相合,“‘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’,天理鼓动万物如此。圣人循天理而欲万物同之,所以有忧患。”(卷第五,第129页。)万物自有天理在,但万物能否依天理有恰当的安顿,则是圣人之所忧。

 

“万物莫不有对,一阴一阳,一善一恶,阳长则阴消,善增则恶减。斯理也,推之其远乎?人只要知此耳。”(卷第十一,第170页。)用矛盾的观点看待阴阳、善恶的消长,此理也内在于人心,人应该警觉这种善恶的消长,使自己的言行与“天理”相合。存天理,并不玄远,正需要人的自知、自觉。没有主体的善恶觉醒,听任善恶交战,是很难不远离“天理”的。

 

如何看待万事万物?程子认为,“天地之间皆有对,有阴则有阳,有善则有恶。”(卷第十五,第208页。)皆有对,是说没有孤立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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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象,有对则有矛盾,没有矛盾就没有“絪縕”,天地之间就没有无限的生机。

 

第八,天理内在于人心。人为天地之心,天地之心即天理。正因如此,天理才能够直行乎天地之中,能够感能应。“‘天地设位,圣人成能’,直行乎天地之中,所以为三才。天地本一物,地亦天也。只是人为天地心,是心之动,则分了天为上,地为下。兼三才而两之,故六也。”(卷第二下,第106页。)人与天地构成三才,而三才中其实是人心之动才是主要的,世界是人的世界。从这个意义上看,天理也是人心所固有,不是外物塞给人心的。以往人们以为程颐的天理是客观唯心,其实,他承认的天理依然是人心的产物,人才是天地之心,这也是“圣人成能”的原因。

 

在客观世界里,概念离不开主体的人的设定。程颐认为,“且唤做中,若以四方之中为中,则四边无中乎?若以中外之中为中,则外面无中乎?如‘生生之谓易,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’,岂可只以今之易书为易乎?中者,且谓之中,不可捉一个中来为中。”(卷第十二,第181页。)中始终是以主体的具体位置来衡定的,随处有“中”,所以,“中”也是“性”,易也如此,“天理”也是如此,充塞天地。除此之外,更应该看到,天理对人的主宰作用。“‘成性存存’,便是‘道义之门’”。(卷第十二,第182页。)天理要落实到人心,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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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由人来呈现出来,那么,“成性存存”不失为与天理相合的基本路径。

 

程颐反复措意于天理的“寂然不动”,他说:“‘寂然不动’,万物森然已具在:‘感而遂通’,感则只是自内感。不是外面将一件物来感于此也。”(卷第十五,第199页。)天理在物与在人的外显是不同的,感是内感,是唤醒人心的天理,使自己的一切行为与天理相通而不违。

 

从上述释易的梳理中,我们可以看到,对于天理是“一”,还是“无无对”,是客观的,还是内在于人心,程颐自己是有不同言说的,它们之间或以不自洽的地方,但其主旨是以理或天理来重新阐释易之理的,这为他自己的哲学建构找到了丰厚的理论资源,成功地建构了儒家的形而上理论,为宋明道学发展打下了牢固的理论根基。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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